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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南开的故事】天涯海角有尽处 只有师恩无穷期


发布时间:2019-04-08 浏览次数:17

 

天涯海角有尽处 只有师恩无穷期

——怀念何炳林先生和吴恕求先生

  蔡敦盛

  我196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学系。1962至1963年最后一年半上的是高分子专业课。高分子专业开设两门主课——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分别由何炳林教授和吴恕求副教授讲授。

  吴恕求先生的高分子物理课讲得形象生动、引人入胜,我听得特别用心,但他更受崇敬的是他的师德。有一次他讲课讲到一个高分子物理现象的规律,当时他随手在黑板上画个直角坐标,然后示意性地画了一条从左上角向右下角倾斜的曲线。我觉得不对。按照他所讲的规律,这条曲线应该从左下角向右上角倾斜。虽然是示意图,但向上倾斜还是向下倾斜却有原则区别。我当时没有多加考虑便举手指出他的错误。吴先生想了一下,二话没说便把曲线改了过来。吴先生没有认为我让他难堪,让他下不来台。相反,他却由此对我很是器重。五年级下学期高分子专业再细分成高分子合成和高分子物理两个专门化从事毕业论文,他要我搞高分子物理。

  我的毕业论文题目为“无规立构体含量对聚丙烯结晶速率的影响”。聚丙烯是1956年意大利科学家才刚成功开发的新型高聚物,到我们进行毕业论文时仅有六七年时间。这几年中,国外对这种新聚合物的研究很热门,也已经工业化,国内则还没有生产。因此,我们实验所需的聚丙烯必须自己合成。合成、分离、掺合、结晶、筛选、测试、计算,工作量很大。那段时间我却患病,每周得有几个上午到医院上药和理疗,拖延了实验进度。虽然紧赶慢赶把实验做完,却没有时间重复验证。这样的毕业论文不完整,只能作为阶段总结。这样的情况只给个及格我也无话可说。如果吴先生心存芥蒂,这个时候正是秋后算账的机会。但吴先生不仅没有这样做,他仍然赏识我的科研能力,给这份没有完整结论的论文评出高分。还有一件事是毕业20多年后才知道的:当年讨论毕业留校学生名单时,吴先生提名要我留校。我由这些事看出吴先生师德何等高尚,胸怀多么宽阔。

  我与何炳林先生除上课外,接触不多,然而他对我的厚爱却一直铭刻心中。

  我1963年毕业后,先分配到四机部天津609厂,继而调广西桂林建小三线厂,80年代初转到一机部桂林电器科学研究所。在天津那几年虽也偶曾回母校,但几未与何先生谋面。

  1984年,全国特殊功能高分子学术报告会在桂林召开,何先生是会议的主持人,他率南开高分子研究所一行到桂。当时我在一机部桂林电器科学研究所绝缘材料室工作。我与同研究室一名1965届的同专业校友同事一起到宾馆探望何先生和南开同仁。令我惊讶的是,刚一见面,何先生便准确无误地叫出我的名字,须知此时我毕业离校已21年!随后先生还与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们上学那时,身为教研室主任的他,与党支部书记兼教研室副主任吴恕求先生在很多问题看法不同,意见很难统一,但1963年我们毕业前夕,在提名由谁留校的问题上两人却出奇地一致:高分子合成留李效白,高分子物理留我。“可是,”先生叹了一口气说,“那时候我们教授说话不算数呀!”因为我和李效白都不够“根正苗红”,导师们认定的人选就给否决了。说到这里,先生感慨地提高声调说:“事实证明,凡是我主张留校的,都能出成果出成绩……”毕业那时,我的确很希望留校,但若不是先生道破这番秘密,我还一直蒙在鼓里。由此我深切地体会到先生对我的关爱。

  1963年2月,我报考中科院化学所研究生没有被录取,过后先生与我们几个报考校外单位的同学聊天,告诉我们说,导师一般都是录取自己的学生或身边的培养对象。外来的报考人员,除了特别优秀,成绩比他的培养对象高出一大截外,一般不可能被录取。先生说,考试前我不能跟你们讲,那是不允许的。惋惜之意溢于言表。我没有仔细体会先生这番谈话的深意,只当一般聊天,因为我深知那次没考取不能埋怨别人,只怪自己没考好。然而,先生那次谈话并非随便说说,他对我的厚爱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文化革命过后恢复招收研究生时,我已经调到小三线桂林8590厂五六个年头,南开大学却有老师到天津609厂找我,动员我报考何先生的研究生。这是过了20多年后才传到我耳朵来的迟到信息。2006年4月,一位居住在上海的原609厂同事在电子邮件中谈到,2005年10月,一名一直在609工作到退休的同事到上海探望他,闲谈时提到了我。那人说,恢复高考的那些日子,我的老师曾经到609来打听我的情况,“似乎希望你回学校读研究生,不知你当时知道这个情况吗?”我这才知道,先生还一直在惦记着我!从1963年我考研未果至1978年老师到厂召唤,时隔整整15个春秋。15年中,先生经手调教毕业的学生不说上千也有几百,但先生依然在关心我!这个迟到了20多年的消息令我至今仍感动不已。其实1978年恢复招生那个时候,谪居桂林山沟中的我也的确正在筹划报考何炳林教授的研究生。我把堆在床下尘封已久的专业书籍笔记资料全找了出来。然而,望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年幼孩子,考虑到艰难的山沟生活中自己对家庭不容推卸的责任,我摇了摇头,又默默地把资料塞回床下。如果当时有人向我通报这个信息,我心中的天平一定会向报考倾斜。为了报答老师知遇之恩,我必定义无反顾。历史与我开了一个玩笑,我错失了再度接受何先生教诲的机遇。

  从1963年考研后惋惜的谈话,到提名要我留校,再到1978年动员我返校考研,乃至间隔21年后不仅能准确叫出我的姓名,还讲述那个我尚不知道的故事……,先生对我何等关切!但我实在惭愧,这一生毫无建树,回想起来,实在愧对先生的错爱。

  如今何先生、吴先生均已作古,但他们的高大形象在我心中永不磨灭。2007年我从南开网页“南开名师”栏上获知何先生的出生年月,推算转年是他的90寿辰,打算联络同学屇时返校参加入学50周年聚会的同时向先生行礼贺寿。不料世事无常,先生先乘鹤西归,我无法遂愿。值此校庆百年之际,撰写此文表达我对两位恩师怀念之情。

  2018年12月30日于美国西雅图

  (作者系南开大学校友,1958至1963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化学系至毕业。)